城市治理，绕不开这几个城市性命题 | 社会科学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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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到城市治理，就必须要了解城市的特质问题，不能对城市视而不见。现代化这个词让中国好几代人都有非常强的情感想象和内涵想象，本文将会对现代化、现代性做一个回应，勾勒出城市性、现代化、城市治理、国家治理之间结构化的关系。
城市承载着重要的国家使命和时代使命，这是讨论城市治理非常重要的根本前提。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定义的。城市治理，是与城市性密切相关的进程或者过程。我认为关于与城市性相关的城市治理的命题可以归结为如下五个：
原文 ：《城市治理要回应城市性命题》
作者 |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何艳玲
图片 | 网络
集聚性命题
集聚是城市区别于乡村的基本特征，是生产和生活活动在特定空间内的集聚。集聚是在谈城市的时候的第一个词，是第一个关键词也是必不可少的词。谈城市治理就一定要关注集聚的问题。从经济层面上来说，集聚意味着更多剩余的利润，所以财富、资本、资产等更倾向于流向城市，城市和资本具有天然的契合性。
当我们说城市集聚的时候，就意味着财富的集聚，财富的集聚意味着分化。一个是城市社会不同群体的分化，即阶层；另一个是体现在不同城市空间的分化，在中国这点非常明显，省会城市、副省级城市、国家中心城市、区域中心城市等，这种城市的定位是被行政权力所赋予的，并因权力和资源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空间分层。中国城市空间本身就有阶层感，城市分层，就可能产生不同问题，比如公共服务设施（教育、医疗等）不对等。城市治理的目的就是解决分化的问题，或者至少不要让分化带来更大的社会伤害。由于城市和资本具有非常天然的关系，所以这意味着城市的阶层化、城市的资本化、城市集聚的社会分化一定是城市治理在政策层面、制度层面需要回应的问题。
拥挤性命题
上面说的是经济维度，而从社会维度来说，集聚会带来拥挤，包括空间的拥挤、设施的拥挤、机会的拥挤。例如在城市里更可能由于工作机会的争夺而发生恶劣事件，也会由于大型事件而发生践踏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有关城市空间设施、公共服务、机会、人口管理等一系列的公共政策的均衡性是非常重要的。要消解和减少拥挤，因为拥挤会带来非常大的问题。拥挤在本质上是集聚和垂直的利益分化。因此拥挤会产生更大的风险，而在城市中风险和危机具有放大、倍增和扩散的效应，所以城市中的相关公共政策的弹性和灵活性就更为重要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管理城市或者说城市治理其实就是回应拥挤的问题。这个拥挤包括非常具体的拥挤，也包括非常抽象的拥挤，包括机会、权力等，在城市里面的竞争会变得更加严峻，非直接利益相关的社会冲突也会更为凸显。
拥挤性是第二个城市治理的命题，我们必须意识到拥挤是城市治理要回应的问题，这需要一系列非常好的制度政策、体制机制进行回应，当然也包括空间的设计。
流动性命题
集聚带来社会分化，而分化会带来流动。流动有两个方面的维度，一个是物理流动，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，从区域中心城市到一线城市，从一线城市到首都；另一个是社会流动，从低层的链条往高层链条流动，这是人的天性。这意味着城市是非常开放的体系，边界不清晰，且边界一直不断转化，这强化了城市的不确定性，城市治理的持续性变得更重要。
因此，城市治理就是回应流动性的问题。在边界不确定的情况下要实现三个转变。第一，从区划管理到区域管理。第二，从居民管理到住民管理。住在这里的人，不管是本地人、外地人、本国人还是外国人，都需要纳入管理框架。这次疫情也表明，我们针对外国人的管理制度是不完善的。第三，从职能履行到议题写作。疫情的防范并不仅仅是公共卫生或应急的议题，而是一个综合性治理的议题，是整体性的回应。因此，城市治理一定要打破区化边界，打破居民边界，打破职能边界。
社区共同体命题
城市中的人们是基于职业，而不是基于家族、宗族、血缘进行交往。职业是非常现代性的问题。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的共同体，社区层面的创熟和自组织对城市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。在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社区层面上比较熟悉的社区，人们平时有很多交往，他们也可能有非常活跃的微信群，因此他们迅速自组织起来的可能性是更大的，因为存在基本的信任。社区问题对城市比对农村更为重要。人们在社区层面变成熟人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城市治理就是回应不同人的差异性。而不同的差异的人如何构建一个行动的共同体乃至生命共同体呢？社区中的人在危机时刻就不仅仅是生活共同体，而是生命共同体的捍卫者，而这个取决于社区内部是否有基本的信任和基本自组织的能力，让不同的差异的人在一起。因此，城市治理要回应差异性的问题。
空间命题
（本文系作者在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主办的“城市治理现代化”研讨会上的发言）
文章为社会科学报“思想工坊”融媒体原创出品，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29期第3版，未经允许禁止转载，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，不代表本报立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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